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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章 打脸黑心工头！（第1页）

张建国这个名字，是他爹翻烂了一本破字典才敲定的。他爹说，这名字响亮，有盼头。可村里人叫得顺口的，还是“建国娃儿”。

此刻，建国娃儿正死死攥着一张薄薄的硬纸片。K4582次列车，成都东—广州站，硬座。23小时48分钟。那串数字和地名，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得他手心冒汗。这是他十八年人生里，头一回出远门，头一回坐火车，头一回，把家乡甩在身后。

“幺儿，到了记得给屋头打电话哈。”母亲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，嘶哑，带着拉风箱似的呼噜声。她佝偻着腰，把一个洗得发白、打着补丁的蓝布包袱塞进建国怀里。包袱沉甸甸的，里面是五个煮得实心的鸡蛋，两包油纸裹着的涪陵榨菜，还有一件厚实的、针脚歪歪扭扭的毛线衣——那是母亲熬了不知多少个夜，在昏黄的油灯下，一针一线赶出来的。三年前在砖厂打工吸进去的粉尘，像恶鬼一样盘踞在她肺里，把她的背越压越低，咳嗽起来，整个胸腔都在痛苦地共鸣。

十岁的妹妹像只受惊的小鹿，紧紧抓着母亲褪色的衣角，只露出一双红得像兔子的眼睛，怯生生地望着哥哥。建国心里一酸，蹲下身，从怀里掏出一本卷了边、封面都快磨没了的《故事会》，小心翼翼地递过去。

“妹儿，拿着。”他声音放得极轻，像怕惊扰了什么，“哥攒了半年的，里头故事可好看了。你要好好认字，等哥回来，考你认了多少。”他粗糙的手指，轻轻拂过妹妹柔软的发顶。

妹妹紧紧抱住那本破旧的书，小嘴抿得紧紧的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没掉下来，只是用力点了点头。

“嘀——！”一声刺耳的喇叭声，像刀子划破村口的宁静。一辆浑身沾满黄泥、漆皮剥落的老旧客车，喘着粗气停在晒谷场边上，车屁股后头拖着一道长长的、呛人的黄尘尾巴。

建国站起身，拍了拍裤腿上并不存在的灰。手指下意识地探进裤兜深处，那里，三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百元钞票，紧紧贴着大腿皮肤，带着母亲席子底下最后的温热。

他提起那个瘪瘪的、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蛇皮袋，一步三回头地踏上客车那吱呀作响的台阶。车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，隔绝了外面熟悉的世界。他扑到沾满污渍的车窗边，用力向外张望。

母亲还站在老屋低矮的门槛边，一只手扶着腐朽的门框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。客车摇摇晃晃地启动，卷起漫天尘土。母亲的身影在后视镜里急速缩小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，在盘山公路一个急转弯处，彻底消失不见，只留下车窗外飞速倒退的、连绵不绝的、沉默的青山。

广州的空气像一块湿透的、沾满鱼腥味的抹布，糊在张建国脸上，又闷又热，吸一口都带着灼烧感。天河客运站像个巨大的蜂巢，嗡嗡作响，无数陌生的面孔和听不懂的方言汇成浑浊的洪流，冲得他头晕目眩，像一片被卷入漩涡的叶子。

他茫然地站在出口，蛇皮袋紧紧攥在手里，指节发白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刺眼的金光猛地扎进他眼里！他下意识地眯起眼，抬手遮挡。

金光来自一个矮壮男人的脖子。那男人穿着紧绷的花衬衫，脖子上挂着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，在炽烈的阳光下，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。他手里捏着一卷名单，圆珠笔在纸上不耐烦地点着。

“四川娃儿？”男人斜睨着张建国，眼神像在打量一件货物。他咧开嘴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，用圆珠笔的塑料笔帽，不轻不重地戳了戳建国瘦得硌人的胸口肋骨，“喊你小四川要得不？一天八十，包住不包吃哦！”

那一下戳得不疼，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侮辱。张建国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没吭声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他知道，自己没得选。

工地比想象中更像个巨大的怪兽巢穴。几十层高的混凝土骨架拔地而起，直插灰蒙蒙的天空，裸露的钢筋像怪兽的肋骨，狰狞地刺向四周。巨大的塔吊在头顶缓缓转动，钢铁关节发出令人牙酸的“嘎吱——嘎吱——”声，仿佛随时都会不堪重负地断裂砸下。

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皮门，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气味混合着热浪扑面而来——汗馊味、脚臭味、劣质蚊香的呛人烟气，还有食物腐烂的酸气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狠狠扼住了张建国的喉咙。二十张双层铁架床挤在狭小的空间里，草席黑得发亮，沾着可疑的污渍，散发出陈年的体味和霉味。

第一天上工，张建国被分到了砌砖组。他看着工友们像变魔术一样，瓦刀翻飞，水泥抹得又快又匀，砖块在他们手里服服帖帖，眨眼间就垒起一道笔直的墙。他学着样子，小心翼翼地用灰铲往砖上抹水泥，可那黏糊糊的东西像跟他作对，不是厚得像摊饼，就是薄得盖不住砖面。